浩然的文学道路
　　浩然，一个只念过三年小学的农村孤儿，成为一位创作几百万言作品的知名作家，除了他天赋高，与勤奋和刻苦是分不开的。1956年，《北京文艺》刊用了他的首篇小说《喜鹊登枝》。用浩然自己的话说，这是从一百多篇退稿中产生的。这篇小说的发表给予浩然很大鼓舞，坚定了他搞文学的信心。他更努力了，一连又发表了几篇。当年他就编成集子《喜鹊登枝》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人当时患病，他为了便于疗养，想看点轻松的东西。编辑就把《喜鹊登枝》拿给他。他看后当即拍板出书，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巴人肯定了浩然的文学才华，赞许他很善于编故事。但也指出，一味追求写故事是会影响作者发展的。他鞭策浩然要注意写人物。巴人的忠告对浩然启发很大，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巴人被“打倒”十多年之后的“文革”中，浩然还对巴人充满了感激之情。
　　浩然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写的人物形象越来越鲜明，影响越来越大，但比起同时代的作家刘绍棠、王蒙等还是有差距的。浩然为人为文还是低调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作家们纷纷落马，浩然却幸免于难。反右后，文坛上一片冷落，浩然的创作却进入了高潮期。他接受了许多“右派”作家的惨痛教训，写作不干预生活，不涉及阴暗面，一心一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国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一系列具有破坏性的政治运动，灾难频仍，人民疾苦。“大跃进”失败后，导致几千万人饿死。浩然经常深入基层，他对民间的苦难自然是了解的，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右派”作家们的下场时刻在警告他：不能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能如实地反映生活。他是作家，他要写作，怎么办？只有“反其意而用之”。比如他看到听到许多生产单位的领导为了个人出名或应付上级都虚报产量，使得国家的经济统计严重失实，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造成灾难，他就写了短篇小说《老支书》，内容是一个生产队的粮食取得了大丰收，记者老梁去采访，生产队的干部向老梁报出了一个很可喜的数字。晚上老梁很快地写出了采访报告，第二天一早就回报社。夜已经很深了，忽然小脚老书记打着灯笼赶来了，她说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报高了，要老梁必须更改。再如短篇小说《金牛接媳妇》，浩然目击城乡两地分居职工生活困难，就写了一位工厂领导干部忽然找工人金牛谈话：厂里的家属宿舍盖好了，分给你一套房，你老婆的城市户口也可以报了，她的工作也已安排好，要金牛赶快回乡接媳妇。浩然的不少作品是这样写出来的。为了帮助业余作者们写作，他还多次向大家介绍经验。
　　当时不少年轻作家，如李准、胡万春、茹志娟都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茅盾。茅盾看后或回封信，或在评论文章中说几句肯定的话。这些作家都如获至宝。茅盾是大作家，他的赞扬立刻提高了这些作家的身价。浩然也曾多次把自己的作品寄给茅盾，结果都如泥牛入海，不见回音。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也很少发表浩然的作品。浩然陷入了苦闷，下一步路该怎么走呢？浩然说：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发表了文章，在肯定我的创作成就的同时，指出我的作品所以分量不重，影响有限，是因为没有着力写阶级斗争，没有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塑造英雄人物，因而我笔下没有感人肺腑的高大形象。这位评论家就是姚文元。从此浩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写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轴，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受到一致的好评。浩然的文学地位迈上了一个新高度，他成了名作家。